——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

    记者：因为学校教育问题的日益突显，最近素质教育又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与以往开展素质教育的讨论一样，高考总是一个既被当作素质教育障碍，又让人百般无奈的话题。    

    刘海峰：高考与素质教育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我们不宜笼统说高考是素质教育的羁绊。高考制度下的中学教育现状确实与我们的教育理想相去甚远，但我们一方面要追求教育理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教育现实。理论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现在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坚持高考，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怎样改革它，使它对中学教育的消极影响尽量减少。

    记者：很多人之所以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障碍，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高考压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甚至认为中国内地到现在没获得诺贝尔奖，与高考对人的束缚不无关系。

    刘海峰：将中国内地至今没获得诺贝尔奖归咎于高考固然简单省事，但解决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中国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高考至多只是次要原因。在统一考试制度之下，求异思维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高考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输送到高水平的大学接受教育，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途径，这是科研创新的必要条件。

    存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不见得就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日本的升学考试竞争激烈，素有“考试地狱”之称，但近年来日本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在类似于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日本杂志每年进行名牌高中高考升学率的排行。他们民间有个说法，叫“四上五落”。意思是说，一个高中生如果准备考名牌大学，晚上睡4个小时的，才能考上。睡5个小时的，就要落第。你可以想象竞争多么激烈。

    中国内地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把没获诺贝尔奖完全归咎于高考，未免简单化了。当然高考如何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确实需要不断研究改进。

    记者：“高考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得学校、教师、学生整天围着高考转，妨碍了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是激烈批评高考的另一个主要观点。

    刘海峰：这种批评反映了现实中的普遍情况，高考本身有其局限性，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弊端，如诱导应试等等问题，但是也不要把它绝对化。在看到高考弊端的同时，也别忘了它的积极作用。我认为高考至少可以提高考生这样几方面的素质：

    一是以考促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记得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那时的考题今天看来简直太小儿科了。仅三四年功夫，试题的难度就大幅度提高，可考生仍然考得很好，说明这几年中，考生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说这里没有高考的功劳。有人称“大学”为“由你玩四年”，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我们这里也类似。说明在大学若没有定下奋斗目标，学习可以较轻松。但那些想考研的、考托福的学生，一天都舍不得玩，放假都不回家。如果没有考试，他们怎么会那么刻苦呢？高中生更是这样，考上一所好大学，是广大考生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再不肯学习的孩子，在这种氛围下，也要硬着头皮学一些文化知识，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是高考可以提高考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在临近高考的几个月，每一科都要复习，怎样做到既系统梳理，又突出重点；既配合学校的安排，又针对自己的弱点；在时间安排上，每科什么时间复习，各占多少时间；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都是需要科学安排。所以很多经过高考历练的学生，比以前成熟了。

        
    三是高考可以提高考生心理素质。面对家长的期望、埋怨，面对升学、落榜，可以说高考为在顺境中长大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真枪实弹，检验和磨练自己心理素质的机会，也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提供了一次锻炼的机会。

     四是高考对考生的品德也是一次教育的契机。如何以诚实的态度、顽强拼搏的精神、平和的心态，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报效祖国、报效父母、报效乡梓；如何在复习过程中发挥团队精神，互助友爱；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处理这方方面面的过程，都可以渗透良好品德的培养。

    高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和不足。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读书、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台湾一位作家说，台湾的年轻妈妈都是“教育狂热分子”，我们内地也一样。这自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事情超过一定的“度”，就要走向反面。不顾子女的实际条件，过高的期待，过严的要求都会给孩子造成过重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学校为了应试采取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将学生关进学校大运动量训练。因此，你高考考7科，他要训练到极限，考5科，他也要训练到极限，减少高考科目根本不能减轻负担，学校五点放学跟三点放学，学生的负担基本一样，因为学校早放学，家长会送孩子去补习学校。

    在美国，华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更是与其他一些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对于子女就读大学与否或大学就读名校与否，持比较轻松的态度，仅少数人因升学而补习。如果中国人过度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不改变，升学竞争激烈程度就不可能降低，即使是录取率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永远是分层的，社会职业也永远是分类的，当多数或所有适龄青年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社会便会从重学历变为重学校历了。这是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学历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华民族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民族文化心理延续了几千年，你要他实事求是地降低对子女的期望值，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所以仅靠减少几个考试科目，降低一点考试难度，就想减轻学生负担，恐怕不太可能。这种情况的改变，有待于我们的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文化心理的进一步成熟，当然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记者：国外一些名牌大学，比如哈佛、斯坦佛、牛津、剑桥等，不仅看高考成绩，还要看平时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这些经验对我们的高考向更有利于素质教育方向改革是否能有所帮助呢？

    刘海峰：这些经验非常好。与只看高考成绩相比，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选拔人才。他们看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是：在中学学习的班级排名；看平时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校长或当地有名望的人的推荐信。这些做法都需要有社会诚信环境的保证。一些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能多年来一直实施这种招考制度，说明这种制度与当地社会的诚信环境是相适应的。相反，台湾2002年为了改变高考一锤定音的局面，学习美国，实行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除了考试以外，增加了推荐甄选、申请入学几种形式。实验的结果，很多民众批评“多元入学”是“多钱入学”，费时、费力、费钱，还造假。例如当班长能加分，一个班一年能弄出十多个班长，反正你没规定班长当多长时间；推荐信全说好话，很难区分和取信，最后只好取消推荐信。我们类似的试验是保送生政策。开始是送优，后来是送良不送优，再后来一些地方异化为送官不送民（指学生家庭出身）。现在只好就保留“奥赛获奖者”和特别优秀运动员等保送项目，因为这些方面不容易作假。我认为，高考虽然有很多不好，但它起码能防止更坏的情况发生，这种更坏的情况就是让权力、金钱介入招生考试。弄虚作假进入高考，这对考生的心理、道德造成的伤害会更大，更不利于素质教育。因此，要参考平时的成绩和表现，定要先在小范围内实验，确实具有可行性，才可考虑推广。

    记者：照您看高考还应进行哪些改革，才能与素质教育形成更好的互动？

    刘海峰：在形式上，要逐渐多样化，改变一张试卷既选拔学术性人才又选拔应用型人才的状况。在内容上，要逐步加大考能力的比重。比如说英语要增加听力，综合考试等其他科目要逐步加大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那种只考知识，只考记忆，不考能力的命题倾向。但这种改革推进的速度不能太快，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太大，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相差太大。例如英语，本来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师资条件、教学设施、语言环境就差，如果考听力的比例占得太多，这些地区的考生就太吃亏，其他科目也类似。所以改革是必须的，但要掌握推进的速度和火候。所以，一种较理想的、更有利于素质教育的高考模式的诞生，有待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善，否则，让高考改革单兵独进，会脱离国情的。

    记者：作为考试研究的专家，我知道您不仅在研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考试制度，而且对古代科举考试的研究也成果卓著。您认为科举考试对我们今天的高考有哪些借鉴意义？

    刘海峰：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目前高考改革遇到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而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

    科举最终被历史淘汰的最大教训，就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考试公平，题目越来越僵化、公式化，脱离实际，背离了选拔人才的宗旨。我们今天高考要想不重蹈覆辙，就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