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在唯学历的时代，新的学历歧视会不断被制造出来。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有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新进人员的时候，不但要看最后学历，还要看原初学历，本科如果不是出自名校，一般不予考虑。如果有一个学生本科是地方非重点院校毕业，最后就是在名校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不录用。

　　毕：学历歧视，不是新出现的问题，民国时代就有。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有很多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佳话，也不是不讲学历。近几年，学历门槛越来越高，博士之外，又生出审查原始学历的做法，真是令人感慨。这样下去，会不会发生本科非北大、清华免谈的现象，也未可知。这一方面说明现在博士生质量下降，又说明博士生相对过剩，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

　　梁：唯学历时代的到来，是现代化的伴生物。在许多研究领域，不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无法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开变通的口子，又会对特殊人才造成伤害。如何解决，确实存在两难。

　　毕：看重原始学历的原因不全在这里。现在，我国每年招收硕士生三十几万，博士也在四万左右。而北大和清华，每年招收本科生分别只有三千名左右，两校加在一起，不上万名。本科考北大、清华的难度，确实不仅远远大于考硕士，而且明显大于考博士。物以稀为贵。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考的难度越大，含金量也越大。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一年只招几千名博士，就不会出现博士文凭不顶用，反而要查本科文凭的事。况且，我国最初的一批博士，有人根本就没有本科文凭。葛剑雄博士没念过本科，朱学勤博士也没念过本科。他们都是在自学的基础上，直接考取硕士研究生。

　　梁：如此看重原始学历，是对应试教育的变相肯定。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成功的，凡在这个制度中的获胜者，就是优秀的。在这场竞争中不能拔尖，以后再优秀也说明不了问题。一些名牌大学，还流传着博士生不如硕士生，硕士生不如本科生的说法。

　　毕：在事实和经验层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根据。如果名校的博士比硕士容易考，硕士又比本科生容易考，人们就会更加重视名校的本科生。应试教育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毕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赛机制。好比科举考试，八股文这种形式很糟糕，但它又确是相对公平的。能够在八股文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一般来说，还是学问好的居多。至于进士能不能当好官员，是另一回事。

　　梁：重视原始学历的做法，事实上否定了现行的研究生教育。但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就好一些吗？恐怕也不能这么说。进入名校的本科生素质相对较高，但他们在中学所受教育也不是没有问题。我曾做过一次高校新生演讲比赛的评委，感觉很聪明的学生，大部分都被中学教育害了，满口大话和空话，很少真情实感，不讲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受，而是空洞地歌颂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历史。如果教育让人养成说假话不脸红，说大话不害羞的习惯，实在是教育的失败。

　　毕：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不论是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考上普通大学的学生，还是考不上大学的青年，受的是同样的中学教育。刚性的应试教育，大一统的考试制度，还有学生所处的阅读环境和舆论环境，都是导致假大空的原因。我不知道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有多少改变这种现象的可能。原来我想，如果大学阶段能够多一点学术自由，一部分学生或许能够从假大空的语境中走出来。现在越来越失望了。因为现在，不但大学的教育模式在向中学靠拢，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又在向本科靠拢。标准化考试在向更高的教育层次延伸。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精神、基本品质，比如要探求未知；要在不疑之处有疑；要言之有物，唯陈言之务去；要瞄准前沿，取法乎上，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量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只有外在的形式规范，没有实质的学术创见。这样的博士生，如果在求职中遭遇闭门羹，不完全是冤枉。

　　梁：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也不能说这种新的学历歧视就合理吧？

　　毕：情有可原，于理不合。对此我有两点具体建议：一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应当尽快压缩。目前的规模，超过了我国的科学教育水平和社会实际需要。无论管理部门，还是招生单位，都应当超越部门利益，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否则，博士文凭缺乏含金量，博士毕业生求职难的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剧。二是用人单位只看原始学历的做法也不可取。北大中文系考核教师已由流行的数字化管理变成考查代表作。教育科研部门录用新人，也应当首先考查代表作，再辅之以答辩。博士论文也罢，硕士论文也罢，乃至自学成才者的著作也罢，由内行专家按照公正的程序匿名评审，可能是选拔专业人才的较好办法。这才能让那些本科阶段没有考上名校，以后却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人，也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