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成都市出台了禁止奥数的五项举措，被媒体称之为“斩断疯狂奥数利益链”。奥数俨然已成中国教育的一个恶性肿瘤，而在半个世纪前，当华罗庚从苏联将奥数带回这个针对少数学生兴趣培养的教育项目时，奥数，曾无比清新。

　　中国周刊记者  陈宁一 北京报道

　　1956年，高中毕业不久的裘宗沪应邀参加宁波市数学竞赛的阅卷工作，这个年轻人被邀请的理由，是会做很多“乱七八糟”的数学题。而这次数学竞赛，是华罗庚将奥数引入中国的第一次尝试。

　　初入中国

　　60年前，华罗庚考察了苏联的“数学奥林匹克”后，兴奋异常，他认为，这是中国正需要的。

　　19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举，进入全面学习苏联的年代。从苏联回国后，1956年，在华罗庚和苏步青等人倡导下，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宁波等城市分别举办了中学生数学竞赛，这是奥数在中国最早的阶段。

　　这一年，高中毕业不久的裘宗沪，正准备去当老师。在数学上的才华，让他得到了宁波数学竞赛阅卷的机会。

　　这个机会最终让他的一生与奥数紧密相连，他后来成为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文革”开始后，数学竞赛被冠以“封、资、修”的名号而取消。

　　直到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观点在会议上重新提出。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时代。

　　1978年夏天，在华罗庚的组织下，教育部、中国科协、团中央共同举办了首届全国八省市中学数学竞赛，由北京、上海、安徽等八个省市组织代表队参与。

　　考场上，当时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前来视察。他说，中国刚接到了罗马尼亚主办的IMO(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邀请，询问他们能否带队参赛。

　　中国并没能参赛，原因很简单，时间上来不急。

　　1978年，裘宗沪已经成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也头一次听说了IMO。

　　1979年，读小学五年级的王锋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当时他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就好像一次题目难一点的考试。”

　　他进入初中后，老师从全班五十多人中排出两三人去海淀区少年宫听讲座。王锋得以听到一些课堂上没有的题目。几年后，他成为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IMO比赛的队员。但在这之前，王锋和奥数一样，并不广为人知，直到全国数学联赛的举办。

　　对于中国奥数来说，1979年是个充满了“第一次”的年份。这一年，8省市数学竞赛扩展为全国数学竞赛。

　　谁也没想到，第一次全国大赛成为双刃剑。一方面，此次比赛动用了很大精力和财力，甚至采用专人带卷子用飞机运送，但效果并不理想，空热闹了一场。当时教育部领导打报告给李先念、方毅两位副总理。因人力物力消耗过大，上级批复决定在五年之内不再举办类似全国竞赛。

　　另一方面，因为此次比赛而成立的全国竞赛委员会把数学竞赛推向全国，同时带动了物理化学竞赛的发展。从那以后，裘宗沪感觉数学竞赛开始有了新的生命。

　　金色的光芒

　　中国数学竞赛出现转机，开端是1980年的“大连会议”。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称作中国数学竞赛的“遵义会议”。

　　会上成立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普委会)。出版数学普及读物、组织数学竞赛、做好成人科普工作成为他们的工作内容。

　　几乎所有与会代表都认为，要以数学竞赛为普及的手段，但是重在参与，竞赛成绩并不重要。

　　当时普委会将全国性的数学竞赛定性为民间课外活动。决定竞赛由中国数学会主办，由教育行政部门和科协资助。精简节约和自愿参加也成为竞赛原则。

　　不过，在最初，大规模的数学竞赛并不被政府看好。

　　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试图说服数学会不要搞全国竞赛。中国数学会提出更名为“省、市、自治区联合竞赛”，由各地区自愿参加，轮流举办。制定了“三不原则”：不层层选拔，不组织代表队，不组织集训。后来两个反对者也被他们感化。

　　1981年10月，由25个地区一万六千多名学生参加的第一届数学联赛开始。在重压之下，整个筹备工作未敢动用中国数学会公章，由相关人员签名代替。自此，数学联赛就像接力棒一样，在越来越多的省份传递，数学热开始蔓延。

　　随后几年，中国不断接到IMO举办国的邀请。裘宗沪和同事们也一直试图打通关系参赛，但终未如愿。“当时，环境复杂。出国也难，我每次只能在给相关领导写的新年贺卡上谈参赛的事。”裘宗沪回忆，“欣慰的是，高中联赛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直到1984年，为与高中配套，开展了第一次初中联赛。并制定竞赛制度：每年10月中旬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高中联赛。初中联赛则定于每年4月上旬第一个星期天举行，一直延续至今。

　　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有人询问中国代表团，为什么所有的大国都参加IMO，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一直不参加。这句话为IMO带来了转机，中国政府当即决定参加当年的IMO。

　　王锋与裘宗沪的命运在这一年交汇。从初中到高中，王锋已经参加了多次全国联赛，成绩优异。他与上海学生吴思皓被选中代表中国队参加IMO。裘宗沪则成为第一届中国队观察员，一行4人远赴芬兰参赛。

　　“当年纯粹是去探路的。”裘回忆。当时，吴思皓拿了一块铜牌。此次参赛最大的收获就是信心。

　　1985年底，举办了第一次为IMO选拔人才的“冬令营”。由各省分别组队，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全部参加。中国队队员都是从联赛层层淘汰选出。从此，全国联赛有了更明确的目标——IMO。

　　1986年，华沙。中国队第二次参赛，6名队员得到3金1银1铜，总分跃居第四。 “这一次参赛，良好的成绩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加了不少分。我们成为了各参赛国瞩目的中心，很多国家领队称赞中国会在不久拿到第一。”裘宗沪说。

　　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1988年中国总分第二，1989年第一，1990年，IMO来到中国。期间成立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裘任秘书长。

　　1990年的北京，整个城市都在为9月份的亚运会做准备。少有人知的是，第31届IMO也来到了中国。这是亚洲第一次承办大型学科竞赛活动。组委会委员由当时国务委员李铁映担任。最终中国队以5金1银的成绩蝉联第一。

　　那是个崇尚冠军的时代，何况是国际比赛。奥数变得金光闪闪。

　　金牌得主回到家乡之后，往往会受到让人惊愕的奖励，从学生到教练，奖房奖钱。有的省里领导还会陪同一起入京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奥数俨然成为了另一个代表国家荣耀的“中国女排”。

　　更多的人，开始投身数学竞赛。随着热潮而来的，还有巨大的争议与失控。

　　杀入小学拔苗助长

　　31届IMO之后，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奥林匹克教练员的队伍。当时，各级教练员人数达到6500人左右。

　　绝大部分地区已办了业余数学奥林匹克学校，有关数学竞赛的书刊已成为热门货。

　　在这一年的“宁乡会议”上，普委会提出了“搞一个强调普及和基础的小学生竞赛”。1986年，社会上已经掀起了一定程度的小学生竞赛潮。当时很多数学界的人士都不赞成搞小学数学竞赛。中国数学会理事王元就明确表示，“小学生应该多玩玩，不要搞什么比赛。”

　　但是，自邓小平名言“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出现之后。就有人宣称数学竞赛也要从娃娃抓起，小学最终没能“逃过一劫”。

　　1991年6月，中国数学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开赛。报名人数仅四川就达到40万人，最后不得不将全国名额限制在20万以内。

　　1990年代末，小学升初中取消考试，实行就近入学。重点初中往往名额有限，于是“特长”成为了进入重点中学的重要条件。上海业余数学学校负责人熊斌说，曾有中学校长向他抱怨，2000个学生报名他们只能选200个，怎么选？不按特长，难道按照身高体重来选？而在特长生中，因为大学择优录取奥数特长生，拉动着高中择优录取奥数特长生，这最终使得重点初中对小学奥数生也尤为青睐。

　　小学生的奥数成绩，一下成为一个硬指标，奥数的重量陡然加重。

　　曾经参加奥数竞赛的李华(化名)在1980年代中期读小学时，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奥数培训。现在他成了北大附中的数学老师，“班上前10名全部在学奥数，其他同学当然效仿。奥数怎么能不火？”

　　对于奥数在小学的火爆，教育界很多人士一直在发出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奥数教育是一种特殊性质的教育，只适合于少数在数学方面有天赋才能的学生，并不适合于大多数学生，拔苗助长反而容易导致学生厌学。

　　但这些声音，在奥数的大潮，和随之而生的经济利益链条转动的巨响中，显得势微而无力。

　　逐渐失控

　　除了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更多力量开始发力，把奥数拽向脱轨的地步。

　　政绩是其中一股力量。奥数界流传的一个段子说，当年广东省主管文教的副省长说，他家门牌是22号，坐22路公交车，据说广东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也是排名22，他要管一管。于是具体安排成立了广东省奥校。随后广东成为全国IMO奖牌较多的省份。

　　影响奥数走偏轨道的另一股力量，是功利色彩严重的保送。

　　1986年正式组队参加IMO后，为了让每年参加国家集训队二十多个学生安心备战，就都给予其免试上大学的保证。1980年代，国家教委出台政策规定包括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在内的五个学科高中联赛成绩好的可以免试上大学。推荐保送和竞赛的关联由此确定下来。

　　但是包括裘宗沪在内的数学界人士，均反对将竞赛成绩作为推荐报送上大学的条件，他们认为一次考试不能代表数学水平的高低，因此也不应成为保送的理由。

　　但是，数学界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保送的热潮了。

　　每一届数学联赛结束后，某些省前50名名单一出来，各大学就会争相前去招生。甚至有的大学为了寻找好的生源，偷走了裘宗沪手中的国家集训队名单。

　　后来，香港科技大学也依据这个成绩来“买”学生，在集训队排名前20的学生，他们愿意开价40万。

　　“学校、学生、家长都被卷入竞赛和升学的怪圈里，无法自拔。而我们举行竞赛的本来目的与愿望也在‘升学’的充斥和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五个学科的高中竞赛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教委和科协又因为有政策在先，不好取消。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裘宗沪非常无奈。

　　叫不停的奥数

　　全国奥校进入方兴未艾之时，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地是比较有特点的。北京奥校形式松散，广州则是在寒暑假重点培养学生，武汉奥校则采用函授方法，上海市中学生业余数学学校则是每周日开展活动，且只针对中学生，尤其是高中生。为此，上海奥校形式颇得裘宗沪推崇。他认为“当时还应该规定一条，数学奥林匹克名词应该只用于高中”。

　　小升初取消考试真正引爆的却是数学会无法控制的市场化培训机构。这类培训机构与奥校最大的不同是，目标明确指向升学，只要交钱谁都可以去上。而像上海业余数学学校这类奥校只招少数合适学生。学校负责人熊斌称，“我们办学只针对中学生，一个年级4到8个班。由各学校推荐15到20个人，我们再组织考试。最后留下来的整个上海市不超过200学生。”

　　与市场化的培训机构动辄千万的收入相比，该校每周日半天课，收费40元的标准低得可怜。“我们老师大多是自己有兴趣，同时也希望能培养一批好苗子。如果选择去市场化机构上课，收入是我们这的2到3倍。”

　　奥校热的急剧升温，不单造成学生课业负担的加重，任课老师的本职工作也应奥校课程的占用而受到影响。1994年，中国教委基础教育司召开了各学科竞赛负责人及新闻媒体参加的会议，提出停办奥校。这是相关部门第一次正式提出取缔奥校。

　　裘宗沪当时表示，全国奥校中由中国数学会承办的只有四五个，主要是针对学有余力和兴趣的高中生，并为IMO储备人才。他认为过热的是小学奥校，也一直是中国数学会反对的，希望教委酌情而定。

　　但最终没能挽回局面。教委很快发出通知停办所有社会上的奥校，除了IMO集训队。裘宗沪自己做了个小范围调查，发现停办的都是正规的奥校，那些不正规的奥校很快以各种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1995年底，教委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限定以后所有国内的学科竞赛都要报教委批准之后才能开展。其时，中国数学会已经停办了争议重重的小学竞赛，想保住中学联赛。

　　但1996年的初中联赛仍没保住。教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一个学会搞一个联赛就可以，没必要搞几个。为了这届初中联赛，教委相关负责人在协调会上跟数学会的人争吵起来，坚决不准搞初中联赛。

　　1996年的限制竞赛的风潮一过，各种竞赛又相继开展。1997年，中国数学学会恢复了小学数学竞赛。除此之外，与奥数性质一样的比赛还有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教育学会、华罗庚实验室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以及中小学数学教学报“迎春杯”等针对小学生的赛事。

　　奥数与“反奥”再次陷入轮回，直到2009年，成都市公开宣布要“封杀”奥数教育。

　　2009年的一个下午，年过七旬的裘宗沪安静地坐在有些昏暗的房间里。中风后，他只能用一只手翻书，口齿也有些不清。但他思路依然敏捷，能随口背出友人的电话号码。他仍然关注着奥数的发展，会不时与那些来访的年轻教师探讨与数学有关的各种问题。

　　那个下午，他说，“现在的奥数，虽不像‘文革’时遭受的挫折那样严重，但仍产生了巨大的困扰。早知道奥数变成这样，当初不如不做。”顿了一下，他又说：“其实奥数(宗旨)一直没有变过！”不过，他仍坚持认为，奥数本身，并没任何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