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已经声名大噪的经济学家不同，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在1996年10月以前基本上不为学术圈以外的公众所知。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研究属微观经济学领域，很少有机会发表容易吸引视线的宏观经济预期，另一方面按照他自己的话，他“不很擅长写书”，所以也不可能像哈耶克或加尔布雷思那样，拥趸伴随畅销书遍布全世界。

　　相比之下，和他一起分享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威廉姆·维克里(WilliamS.Vickrey)的名气则要大得多，为表彰其贡献而命名的“维克里拍卖”(又称 “集邮者拍卖”)已经被如此广泛地使用——从油田开采权到通讯用无线频谱的拍卖，以及像ebay这样的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站。实际上，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莫里斯和维克里各自独立从事研究，甚至从未谋面。但是他们都对同一问题感兴趣，即如何设计出最优所得税制度，以到达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维克里首先在1945年提出了政府制定税收政策时要考虑到政府与纳税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激励因素，莫里斯则在60年代提供了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其最具洞见性的贡献就是现在被称为 “激励相容”的理论，即最优所得税制度必须能够鼓励纳税人在其工作所能达到的努力程度上说真话。所以，如果政府希望工作效率高的人工作得再努力一些，那么，它的税收政策就一定要能够引导他们自觉这样去做。维克多关于税收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激励相容”机制却于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保险、银行信贷、劳动力市场以及前面提到的拍卖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你会发现后来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借助其作为重要理论支持来完成各自的研究课题的，如2005年的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关于税收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对收入最高的人群应采取接近于零的边际税率，其主要依据就是莫里斯所主张的政府应该更多地激励那些效率最高的工作人群提供额外劳动；而今年凭借“机制设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与莫里斯的研究联系更加紧密，前者把“激励相容”理论更加深入地应用到了政府治理与经济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层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莫里斯带来了至高的荣誉，也让置身于工党阵营的他有机会在政府智囊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2006年，由莫里斯亲自领导的英国金融服务协会(IFS)启动了一项英国税收政策回顾与评估，并形成关于新的税制设计的建议，此建议将在2008年初公布，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届竞选中各方辩论的走向。

　　获奖之后的莫里斯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进行学术演讲，他很享受这种到处旅行的过程。他的生活简单，喜爱看侦探小说的嗜好常常被一些介绍他的媒体拿来善意而富有想象力地发挥。同事评价他是个“稍微有点严厉、却又格外好的苏格兰人”。对于自己的成功，一头银发的他甚至有害羞：“解决问题很兴奋，但拿奖有点难为情。”

　　莫里斯1936年出生在苏格兰南部小镇明尼加夫。15岁时立志做一名数学教授；21岁从爱丁堡大学数学系毕业，顺利进入剑桥大学；23岁转向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3岁成为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60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开始转向发展经济学领域；现在年逾古稀的莫里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中国学子介绍“通往诺贝尔奖之路”；并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在10至15年内将持续维持在一年10%左右，建议中国政府为贫困人群提供更多津贴，例如免费医疗服务与教育等。

　　访谈

　　经济观察报：获得诺贝尔奖时，你有没有感到很意外？

　　莫里斯：有，当时真的很意外。我想这种情况下人们肯定也期望你这样回答，但是也不经常如此。我的朋友去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本来以为自己得不到，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从来没有期待过。现在回味过去，我觉得虽然感到意外，但是那之前我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得到这个奖。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但是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基尼系数并不适合中国，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0.5是个危险的水平吗？

　　莫里斯：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适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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