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堂课，先生全部课程讲完的一刹那，我的心突然一阵发紧，惘然若失。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十一周，每周三节课，听课、读书、难题、考试，如今都结束了。我们都感到将要离开先生，先生就要永远离开讲台了。六位学生不约而同全体起立，鼓掌，向先生致敬。我们每个学生都是眼中有泪，心存感激。我们事先推举了一位口才最好的美国同窗，代表大家向先生致词。他竟然激动得发抖、哽噎，仅仅说了一句话感谢先生，然后向先生致敬并赠送了一件小礼物，那上面有六个学生的签名。早已下课了，没有人离开，大家目送先生缓步走出教室……

此时此刻，追忆往事，又一次热泪难禁，心中突然想起京剧《借东风》中的一句：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

反哺情深：樊畿向母校捐赠全部藏书

樊畿先生1932年由南方来到北京，成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据先生说，这与冯祖荀先生关系很大。有一次樊先生问我听没听过冯祖荀的名字？冯祖荀先生是北大数学系首任系主任，一直任职到30年代江泽涵教授继任为止。年代久远了，我属于60年代的北大学生，若不知道冯祖荀何许人是十分正常的。可我偏偏知道，那是因为我的三姨是30年代北大数学系少见的一位女生，她给我念叨过当年的人和事。

樊先生看我知道冯祖荀是何许人，来了兴头，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一大堆故事。他告诉我：冯先生是他的姑丈，十分鼓励这个聪明的后生来北大读数学。樊先生似乎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冯祖荀先生：身穿布履布袜，嘴衔外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性情平和，淡泊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洒脱飘然，像个神仙。

带领樊先生入门的远不只冯祖荀先生。提起引路人，樊先生念念不忘的老师中首推江泽涵教授。他亲口对我说过：“江先生只比我大一旬（意即12岁），但与我情同父子！” 用字之重，非同一般。

江泽涵先生30年代起接替了冯先生，后来一直是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直到50年代院系调整。正是因为他的努力，30年代的北大数学系就能邀请那么多位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来讲学，为北大数学系日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樊先生当时是北大助教，随校并入西南联大，又得以与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等先生相识共事，讨论切磋。在考取了由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资助的赴法留学资格后，樊先生于1939年赴巴黎大学，师从大数学家弗雷歇教授，开始专注于抽象分析领域，并于1941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之后樊先生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且在庞加莱数学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成绩斐然。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北大得以复原，准备返迁故都北平。樊先生当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先生赴法留学前已经成家，夫人燕又芬师母，河北定县人，出身名门望族，3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们育有两子。据江先生说：北大复原前，校方已经决定聘任樊先生为教授，樊先生也允诺回到母校执教，只待国外工作告一段落后即可返国就任。北大复原时，一直留在昆明的燕又芬师母，也随同学校北上。不幸的是，途经四川，他们的两个儿子突染急病，战后缺医少药，无法救治，双双夭折。到达北平后，江先生协助樊师母赴美与樊先生团聚。痛失双子，成为先生与师母永远无法疗愈的伤痛。故土虽热，但那里有令樊先生夫妇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他们打算在美国留一段时间，疗养心中难以名状的剧痛。不料时局巨变，中美联系隔断，樊先生这一留竟是半个世纪。

1985年，时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的丁石孙教授，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一年的学术访问，归国前专程来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芭芭拉看望樊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来拜访樊先生的学者很多，但对来自母校的丁石孙先生，樊先生格外礼遇，说：“丁先生不是我随便的客人。”我理解先生对母校特殊的感情，并且有强烈共鸣。母校的概念既抽象又具体，她是和未名湖、博雅塔，情同父子、德高望重的学术生涯的引路人等等融为一体的。我陪樊先生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丁先生。樊先生特意请丁先生在他家里住，为的是能够“多聊聊”。他把自己的卧房腾出来，自己则在书房临时安放行军床过夜。樊师母还亲自下厨，为丁先生煮饭烧菜。樊先生夫妇是想让丁先生“宾至如归”，有在家里的感觉。丁先生私下跟我说：“樊先生在国外生活快五十年了，想不到他家烧的饭是地道的中国味儿！”

樊先生虽然去国多年，却始终关心母校和惦念故旧同事朋友，早有意把自己购买、搜集与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图书文献和期刊杂志全部捐赠给母校，其中很多珍贵资料是今天无论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的。就在这次的会面中，两位先生做出决定，尽快落实此事。丁先生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方面指示图书馆另辟专室，准备接收这批珍贵图书文献，妥善安置，善加利用；另一方面则指示正在UCSB留学的北大校友，协助樊先生整理图书，毕竟樊先生已经是年逾古稀之人。丁先生当然知道，北大接收的不仅是一批珍贵的图书文献，还包括这位老校友对母校的拳拳之忱。樊先生这边也不顾年迈体弱多病，书架前爬上爬下，除留下手边还要时常用到的少量文献资料外，其余全部登记造册，装箱待运。当时中美两国间贸易往来不如今天频繁与方便，大批图书资料出关运往中国，美国海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处理。樊先生雇请专业人士，完成繁琐的报关、出口审核程序，最后方能上船托运。从樊先生动意捐赠开始，前后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协助下，先生的这批图书资料终于抵达北京大学。

樊先生藏书丰富，UCSB校方对于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献也不无期待。先生觉得，母校更加需要这些图书资料，执意把这些无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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